现在能够记得的最早的读书的经历是小学三年级，我从一个团场连队的小学转学到团部小学读书，由于进度的差异，班主任找了一个离我家比较近的女生给我补习功课，这个女孩的名字我还记得，叫谭存菊，而且现在还记得她长相，鸭蛋脸，长发，扎一个小辫，眼睛大大的，算得上美丽的那种女孩。我每天晚上吃过晚饭就背上书包到她家里补课，到后来课很快补上来了。(此处经证实有误，并非谭存菊而是张良霞，上周去北京有见面，对此深表歉意，经考证，可能谭与张是邻居，记忆出现失误。
三年级我还是中队长，二道杠，班里只有二名同学能获此殊荣，现在想想，应该是件很光荣的事呀，不过后来给老师收去了，是强行没收，扯下时连我的衣服也撕破了，大概是因为我经常不交家庭作业，倒不是因为我是一个差学生，可能是因为自己太贪玩了，老是不做作业，而且捣乱课堂纪律也是出了名的，我这个人从小就不太本份，现在也是如此，经常被老师点名，罚站，站在讲台前面有过，教室后面有过，老师的椅子上也有一次，因为上课不听课，脚下踩着一根弹簧，就是做沙发的那种弹簧，下了课老师不让回家吃中饭，罚站在老师办公室的椅子上。还有用老师的粉笔到处乱丢，被罚打扫卫生一周，有点举不胜数了。
记得有一次还在连队小学读书，有一次，书上的一道题目，班上只有两个人作对了，这下好了，老师让我们两个人可以不用上课了，出去玩，而其它同学必须补课，真是太长面子了。还有上音乐课时，为了不影响其他班级的同学上课，把我们集中起来，大家每人拿一只小板凳，座到校园里的一块空地上唱歌，四周都是白杨树，那种感觉真的是太奇妙了。
三年级还有一次是放火被学校通报批评，说是放火，其实只不过是点燃了职工们收下的玉米秸杆，大的跑得快，而我却被团教育科的干事给捉住了，还报到了学校。学校通报批评，这是我最丢人的一次。
四年级数学特别好，有时候上课也不听课，下课做作业就看一遍书上的例题好了，从这之后养成了一个良好的习惯，就是只要碰到不会做的题目，都会去看书，因为答案一定在书上，实质和内容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换了一种形式而已。
五年级的同桌是女生，叫高丽，家里是基建连的，白白的皮肤，大大的眼睛，嘴边还长了一颗痣（真的有点奇怪了，十多年前的事竟然记得这么清楚），现在看起来简直就是大美人一个，（不知她能不能上网，不然真的会扁我一顿的），别的好象也没什么印象了。
初一作班长，班主任是焦美蓉，瘦瘦的一个小女人，头发黄黄的，不太会笑的，现在应该有40多岁了吧，那时还是20多岁的姑娘，还没结婚呢，后来据说嫁了一个团医院的医生，我们班是后进班，在她的努力下，成了先进班了，无论是班里的纪律还是成绩都有所进步。那也是我最风光的时候，怎么也作过班长的呀，后来去部队时，看到班长的权力还挺大的，不过想一想自己也曾经是一班之长，或多或少也有几分自豪感。
初二也是班长，不过只作了半个学期，后来给老师免掉了，上课不遵守课堂纪律把历史老师给气跑了，还是一个老女人，我们还真够厉害的呀，不过我属于少数几个胆大的，勇于承认错误的学生，必竟上课讲话的人多，可承认的人少，我们这几个人就成了班主任发泄的对象了，让我们给历史老师道歉，我们去了，老教师人挺好，一看我们七八个男生到她家亲自道歉，立马气消了大半，还给我们讲了一些大道理，可班主任可不干了，一定要我们写悔过书，而且罚我们一周打扫卫生才肯罢休。
初二还去拾棉花，记得上次五月的雪有在回贴的时候也提到过，农场的学生都要下连队拾棉花的，我们也一样，每年9月份，自己带着棉被和生活用品，乘上连队的拖拉机去遥远的连队拾棉花，那时只是觉得很好玩的，大家都住在连队的大礼堂里，地上铺上麦草，麦草上铺被褥，每天天不亮起床，到天黑了才回来，大部分时间中午吃饭也在田里，胸前吊着一具花兜，拾满后放到一个尿素袋子里，有时，还得帮班里的女生背袋子，一般是女生拾得多一点，袋里乘得多了却背不动了，总要班里的男生帮忙。中午最喜欢吃的是油饼稀饭或是肉包稀饭，我一直到现在都爱吃肉包，早饭总爱吃速冻小笼包，可能是那时留下的革命传统。
初二一度是班里的第七-八名，那时班里排名次的。应该算是中等偏上的吧。考初中时，语文考67分，数学105分（120分的试卷），语文太低还被老爸给狠狠的揍了一顿，不过就在这一天，离我家不远的团领导家，大概是团长还是政委什么的，家门口被人放了炸药包给炸得乱七八糟，好象没有人员伤亡，只是家里的窗玻璃都给震碎了。五年级的数学老师姓倪，是一个武汉知青，她叫同学通知我去她家里，去了之后她正在烧饭，她告诉我，叫你爸帮你走一下后门，上初中可以进快班，因为我的数学成绩好，但语文成绩却不好，意思是如果分数线划定为180分我就进不了快班了，我爸那时是宣教科的干事，这个后门应该没有问题的，后来走了没有我也记不得了，总之好象我初一不是快班，进了初一（8）班，好象那年没有分什么快班慢班，不过我们班是后进班倒是真的。这个倪老师是我第一个应该感谢的老师，可那时却不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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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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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三好象没有什么印象，记得开化学课了，化学老师是班主任，名字叫王玉新，（真有点不可思意，这么多年了，我竟然记得这么多人的名字，连我自己也觉得有点惊讶了），班长是张建华，班里有两个建华，都是女生，还有一个叫刘建华的，她爸是副团长，我跟刘建华座同桌，有一次她害了我一顿，上课老师提问，我站起来回答，等回答完毕坐下的时候，她把条凳靠我这边的一头向后移了移，害得我一屁股坐到了地上，班里同学哄堂大笑，我记得她好象是短发，那时叫YAZI头的那种，她现在应该在石河子八师医院， 我忘了听哪个同学说过的，张建华后来去了河北邯郸，是我初恋的女朋友告诉我的，家里的小孩子已经很大了，现在应该有30岁了吧。初三我是什么课代表，好象是数学，老师是一个冷女人，不知年龄，根本看不出，课教得还挺好，就是从来没有笑容，一副冷峻的面孔，铃响进教室，下课走人，现在想起来，这应该叫个性了，哦，想起来了，生理卫生课后面一章记得是生殖系统，男女生分开读的，一个大教室，好几个班的男生在一起，想想有点可笑的。
初三考高中还比较顺利，记得这中间有一次下冰雹，很大，教学楼一面的窗玻璃全给打破了，走廊里全是碎玻璃，马路上被冰雹打下了一层厚厚的树叶，地里的农作物全变成光杆司令了，那次团场受灾十分严重。
朦胧的有恋爱的意识大概是在初二，很喜欢一个班上的女生，姓张，名字忘记了，瘦瘦的脸颊，扎一个小辫，那时只是对她有好感而已，根本谈不上爱情，甚至连初恋也算不上。
高一可惨，明明是考上了高中，可报道时却没有我的名字，我每一个班都找过了，也没发现我的名字，后来也不知道怎么给加进高一（1）班了，班主任是魏小雄，也是武汉人，高一是我记忆最丰富的时期了，这里有我的死党，有我的初恋，包含了一切学生时代的快乐。
印象比较深的有很多人，王建军，毕海云，孔令娟，阎峻，俞立民，黄莉，（恕不透露我初恋女朋友的名字），王鹏，陈立新，刘虎（据说后来改名叫刘志航，说是一定要考天津民航，不知考上没）还有很多都一时想不起来了，这些人多数都考上了各种院校，王建军在独山子乙烯工程，毕海云在150团，孔令娟同毕海云结婚了，阎峻据说在乌市市府，俞立民可能去了宁夏，毕业于内蒙古林学院，原先在新疆林科所，黄莉在乌石化，王鹏去了上海，他家是上海知青，班里上海知青的子女比较多，记得有一个叫张艺的，女生，应该是初二的同学，小学的时候好象同另一个上海子弟姓徐的，叫徐明的，一共唱过一首歌，歌名是《脚印》，那时还没有什么流行歌曲的概念，不过应该反应很好，是一个全校的大会开完之后的一个压轴戏，在当时还有很多歌不能唱的，有列出一张黑名单的，多是邓丽君的和张行的，就是台湾那个唱“黄色小调”的，就是下面的观众提问，提一些乱七八糟的问题，由他现场编词配曲演唱，提的问题多半是你的老婆和妈妈同时掉进水里，你应该先救哪一个，回答也很巧妙，后来好象不流行了。
高一时活动很多，结交了一大帮死党，男生女生都有，我的初恋就从这时开始，先开始我并不是一个很活跃的学生，而且几乎不擅长此类，是他们圈子以外的人，最先开始好象是班里准备春节汇演的节目，我照例没份，他们一伙有二个个节目，一个是舞蹈《明天会更好》，好象是罗大佑写得歌吧，“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每次听到这熟悉的音乐，我就会想起当初美好的时光，还有一个是吉他弹唱，说是吉他弹唱，其实那时连和弦也不懂，只是象模象样地弹几下，主要是唱，歌名忘记了，歌词还记得“哗啦啦啦下雨了”，就只记得这么一句了，有一次临演唱时，三人演唱小组中有人请假，还让我客串了一次，我连歌词都记不住，滥芋充数。
高一读书有点吃力了，可能是玩得太多了吧，要么是因为家里没有管，父母因工作调动到外地，我们只有三个孩子在家，还有二个妹妹，一个小我一岁，一个小三岁。家里请了一个四川籍的女孩做保姆，说是保姆，只是给我们烧饭，洗衣，做点其它的家务劳动，住在我家里，她好象比我大一点，四川口音很重的，跟我妹妹关系很好，好象有点怕我的样子，因为我老说她饭烧得不好吃。其实我是不会说的，只是有时觉得饭不好吃了，就一声不吭，丢下饭碗就走人。
初恋具体是什么时间，我也忘记了，好象是第一学期末吧，是冬天，怎么开始的我也忘记了，我发生这种事情多半是女生主动，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不太受女生关注的人，平时看见女孩都会脸红的，这种缺陷一直持续到读大学时，我高三的一个女同学碰巧是我妹的大学同学，同我妹还说起过我高中时的惨样，只说了这么一句，“同女生说话都会脸红的”，大学时的女生也这么说过我一次。看来这是真的了，我也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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