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杆烟的栋修叔叔

那天翻到以前的一些信札。那些牛皮纸信封上，我的名字被写得最骏秀端正的来信，是栋修叔叔寄来的。
栋修叔叔虽然跟我父亲同姓，却既非同乡故土，也不沾亲带故。

那年夏天，我第二次高考落榜。
在那个还是以考上大学作为一个学生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志的年代，落榜对于那时的我来说打击是毁灭性的。尤其是，在家乡那个小地方，曾经学习成绩还不错，自信到自负的我，眼看以前与自己相仿的同学都欢喜地拿了通知书陆续离开，内心对自己的怨悔，还有对周围人群的惧怕，恨不能找个真的地缝，从此遁形，永不见人。
逃离这个熟悉的地方，是那段日子唯一盘亘在我脑子里的想法。
我曾经在一个夜晚，留给父母一个不要再找我的纸条，跑到荒漠的一个沙丘上呆坐到半夜，等待哪颗属于我生命完结的流星把我带走，后来父母在焦急和痛苦里把我找回。
父母万般小心地在家如敬畏祖宗般地看着这个养育了近二十年却突然视他们为仇敌的我。那天，不知他们哪句话又触动了我敏感脆弱的神经，我夺门而逃。
我冲跟来的父亲大喊大叫，吓得他可怜巴巴地只好远远地跟着，生怕我脱离了他的视线。就这样，父亲追出去好几里地。
快到团部了，好容易等我情绪有些平静，他才上前来小心地跟我商量：
“先去栋修叔叔家喝点水吧？”
我想了想，答应。
之所以答应，是因为那不是熟人家。

我这个肿着眼泡，挂着泪痕，嘟囔着嘴巴的妞就是这副德行进到他家门里的。
“来了。”他慢条斯理地用四川话对进门的我们说，仿佛我们不是突然造访，而是预先商量好要来的很熟悉的人一样。
说陕西话的婶子将我带到里屋，打来水叫我洗脸，也没问我们为什么突然而来。等我磨磨蹭蹭洗完脸出来的时候，父亲和栋修叔叔可能已经交流完了我的情况。
“在家住两天。慢慢想办法。”栋修叔叔望着父亲。
父亲望着我。
我竟然点头答应了。
晚饭后，父亲走了。我留下了。
他家里只有两个比我小几岁的儿子，我跟婶子睡，栋修叔叔大约睡的沙发或者是他儿子的小床，我忘记了。

在他家住了几天，夫妻两个都没有特别问过我多的话。也许问过，可我那时的耳朵可能根本就不在脑袋上，脑袋也不在地球上，整个一个灵魂出窍状态。
我只记得，我站在小院子里，望着树上的苹果发呆。他们在上班、下班、进进出出地忙活什么，我似乎都不知道。
有他们的熟人来，问我是谁？婶子笑着说：“亲戚家的孩子，放假了，来玩几天。”
看见我这样一个表情奇怪的亲戚，他们本来可能想多问点什么，可看婶子把话题拉到别的上去了，也就不问了。
他家的日子似乎并没有因为我的到来变得有什么不一样。吃饭的时候，没有对我特别的关注和招呼，平常也没人多问我什么。这种不需要被别人特别关注的感觉，对于那时敏感的我来说，可能刚刚好。所以，我在他家，没有感觉不自在。

大约是情绪平复了许多，对周围开始有了点感觉。
整个家里，主要能听到的是婶子的声音。
“老——黄——啊，你快点啊。”特有的陕西口音，不粗不细，不高不低，不尖不沙，刚刚好的那种声音。而且我发觉，不管是对两个帅气的宝贝儿子，还是对栋修叔叔，婶子都是这样哄孩子一样的声音。
“慌啥子吗？等我抽完这杆烟嘛。”院子里的小房子里传来栋修叔叔不紧不慢的四川腔。
原来是婶子在厨房里，等栋修叔叔收拾好鱼下锅。
后来，我发现，这段对话，是他家出现频率很高的台词。
“老——黄——啊，你快点啊。”婶子在房子里拖着陕西腔柔声柔气地催一次。
“慌啥子吗？等我抽完这杆烟嘛。”栋修叔叔慢条斯理地用四川腔答。
我在苹果树下，忍不住笑了出来。

栋修叔叔把好歹不再想离家出走或者自杀了的我转到市里一个当教授的“姑姑”家，我又成了另一个好心的陌生人家的“亲戚”。
我这个整天哭丧着脸的亲戚，被“姑姑”、“表姐”们带着，逛农贸市场、找教育局。
一张农学院的通知书到我手上，我却决定不去了。跟“亲戚”们说没说再见，也不记得了。戴着个大口罩，回到了熟悉的中学校园。虽然我依然无法面对别人，但我必须面对自己。我想，我需要重新开始，我不要做那些好心帮助我的人们的丢人兮兮的亲戚了。
第二年，我终于考到了北京，命运之路开始转向。
虽然，以后的人生之路，依然是一路跌跌撞撞，但我始终心存感念，庆幸那几个晚上，我到了栋修叔叔家。

读大学的时候，我还常常跟栋修叔叔写信，写过什么，早就忘记了。每次，他都认真地给我回信，给我鼓励。
后来，毕业，失恋、工作、结婚、展转，许多人都失去了联系，包括栋修叔叔。不是忘记，而是觉得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再次回家乡，竟然一恍就是20年了。忙着办事，忙着老同学间的应酬，竟也没顾得上问栋修叔叔。潜意识里觉得，他们应该是退休去了在外地工作的小儿子那里去了。
晚上的席间，听一个老同学说他单位的事情，听到他夸奖一个同事，说那同事每天早早地去，把什么事情都做好，从不需要他操心。我听那同事的名字，觉得好熟悉。便问他，那同事的爸爸是不是栋修叔叔。他说是的。

去集市上临时买了些东西，自己感觉怎么也不符合心意也缺乏诚意。
又是不期而至。
婶子还是那样身板挺直，笑盈盈地迎着开门，栋修叔叔还是那旧时文人瘦瘦长长平平淡淡慢条斯理地的样子。好象我昨天、前天才到过他家，好象我们经常见面，稀松平常。
世界早就比走马灯变化得还快了，可栋修叔叔家还是跟20年前一个样子。
还是老地方，还是那个门口带着小房子的院子，院子里种着苹果树。房间里还是那张旧的布沙发，旧的桌子、凳子，旧的电视机。还是以前那样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家里的饮食还是陕西揪面，来客人了，去市场上买几个馍馍回来。在婶子和他的面容上，也看不出岁月太大的变化。
一起看看他们的儿子们的照片，说些简单的话。他们依然也不问我更多，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如果我自己没说，那一定是我不想说。20年前，是这样，20年后，依然是这样。关于他们，我也没问太多。有些话，不需要多说。

回北京的火车上，父亲说起，我毕业难找工作的时候，栋修叔叔曾托人在当地大学帮我找过教书的工作，并跟父亲说，女孩子回来教书挺好的。
我很奇怪地问父亲：有过这样的事情吗？我怎么一点也不记得？
父亲说：你怎么会不记得？
我没再说话。是啊，我怎么竟然丝毫都不记得呢？
许多天过去了，我常常在想栋修叔叔这个人。我听到过父亲说他是个“秀才”，听到别人私下说他是个少有的好人。关于他，我知道的却真的不多。只是零零碎碎地知道，他曾经是一名大学毕业的高才生，在一个特殊的年代被命运安排到那偏远的农场，跟猪牛羊打交道，一干就干到了退休。
我开始想：我们是不是每天非要过着手忙脚乱地东奔西走的日子呢？
“慌啥子吗？等我抽完这杆烟嘛。”栋修叔叔慢条斯理的川音又在我的耳边回响。

选自〈风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