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作弊"，是我们对于校园内腐败的一种称呼。一个天真孩童，穿过长达十余年的教育隧道，通往社会，留下一生当中的伤痕。那是长大成人的代价。
我的父亲是一位退休的中学语文教师，也是我高中时的任课老师。家、国不曾相通，师、父确是并举的。喝酒到六七分，他的话题偏偏就要落在从事终生的教育上。他对中学教育的总体评价是不及格。以下是他的原话：好成绩（的人）往往太听话，受害最深，丧失灵性。那些调皮的、捣蛋的，从小学到中学，紧箍咒箍上十来年，差不多也一个个唯唯诺诺、充满奴性。只有少数人意志坚强，有反叛精神，加上被老师忽略，反而有空间生长，结果捱了过去，还能成器。最后还要补上一句：毁人无数，你大表哥就是活生生被毁掉的例子。
父亲的话也许偏激，但其实这样的例子在我周围，很多。我小学最好的一个朋友，五年级时写一篇作文居然就写了十一张作业纸，升中学考试全县第一。聪颖无比，前途无量。不过到初中二年级时，就在家长和学校的双重压力下精神失常而中途缀学。他的悲剧在于，在此之前，因为他的功课太好，因为他一直是教育体制中的既得利益者，所以他还没有来得及怀疑和做第一次弊，就被毁去了。
在大多数时候，如果你不想完全任人摆布，"作弊"，竟然成为是一种自我保护。
在小学四五年级，我们几乎每学期都要参加县里的各种大会典礼。我最好的朋友雷宏，就是每一回都走在队列最前面的那个孩子，或者站在舞台中央向领导们高声朗诵的少先队大队长。由于单纯和虚荣心，雷宏每一回情绪饱满地朗诵着那些每一句后面都有一个"啊"字的颂词时，我埋没在后面的行列里，已经开始学会了"作弊"。当我发现站在队列里的好处是可以只张嘴不开腔，我就不再羡慕雷宏了。我从一个三好学生开始变成一个校园中的"作弊"者。
其实更早的时候，在少先队的宣誓仪式上跟着大队辅导员龙老师一字一句地念："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时，"作弊"就已经拉开了序幕。因为即使在能够理解这句话的年龄，直到如今，我没有一天曾经把这句话当过真。但是真正的"作弊"者不是我，因为在我被领着进行一生中的第一次庄严宣誓时，我还无法理解这句誓言。在那之后，漫长的一生，已经不再有真正的誓言。
相比之下，考试时的"作弊"反而是次要的。对以后的人生更显重要的"作弊"，始终是在考场以外。初中二年级，一个语文老师的一场规模宏大的公开课选在了我们班上。上课之前一周，几个成绩好的同学，包括我被拣选出来。老师问了我一个问题，要我作答。答了之后他不满意。经过几番近乎全裸的提示，老师最后将标准的答案说了出来。老师深谋远虑，对我说：你可以按照你自己开始的理解回答，经过老师提示和同学讨论之后，你再按照我刚才说的来答。果然效果极佳。这一场"作弊"，同时满足了老师和王怡的虚荣心。
这一段经历后来想起，觉得屈辱无比。同时发现，成绩不要太好，其实也是一种自我保护。
不敢反抗教育者，不敢在老师面前说真话，是一个学生最大的悲哀。在我看来，尽管由每一个有着"作弊"前科的学生所构成的社会，会是一个充斥着"作弊"者和腐败者的社会，但我宁愿把这样一个社会看作是对于权威的藐视和消解。一个"作弊"者的社会，似乎比起一个奴隶的社会已经好上许多倍。
不能说真话的时候，至少我们可以选择不说假话。可是，有时在教育者的命令下，往往连不说话的自由也没有。被迫说假话，使说话者在教育者面前丧失了最后的一点尊严。我读初中三年级，整整一年，没有写过一篇作文。当时的语文老师姓郭，她每周布置一篇作文，那些题目已经让我开始倒胃口了，接连五次没有交作业。第六次的题目叫作《记劳动节的一件好事》，我交了一篇《我为什么不写作文》上去，批评了郭老师的命题。我这么做是有本钱的，因为父亲在本校教高中，是语文权威。由于有人际关系的牵扯，一般的老师都轻易不会得罪其他老师的子女。加上我自己语文成绩好，初一时的作文就在绵阳市得过中学生作文比赛初中组的第一名。郭老师又是快退休的。从那以后郭老师就对我不再理会，上课也不提我的问，更不去我父亲那里告状。但是到了初中毕业会试，我终于尝到苦果。一年不写不练，我已经失去了方向感。中考的作文题目和郭老师的命题差不多。我最后决定在这样一个重要关头放弃自我，按照父亲教导的灵丹妙药，所谓"总--分--总"的万能模式，编排了一个蹩脚故事。结果作文得分极低，一塌糊涂。到现在，编故事写记叙文都是我文字上最大的弱项。
我在历史考试中第一次"作弊"。历史是我喜欢的科目，但历史课的问答题和政治课一样缺乏真诚。我不愿意将那些句子花时间背下，我宁愿选择"作弊"，如果是照本宣科的抄，感觉上要快乐得多。不经过大脑，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有些话说着说着，就要毒发身亡，就要搞不清是自己的想法还是教育者的想法……其实这种影响看一看由精英们组成的所谓大专辩论赛就知道了，我们的大学生们除了口齿伶俐以外，能够拿出来支持论辩的理论和精神背景，永远逃不脱中学政治课提及的概念。对比台湾的一些大学生选手，精神与思想视野，简直无法相提并论。
准备高考，对于在教育者面前"作弊"已经习以为常的我而言，是一个凤凰涅磐的过程。接受高考，一个文科学生一遍遍背进大脑里去的东西，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垃圾。如果你不能在政治、历史和语文课上考到平均八十分，基本上是不可能读大学的。而如果你真的在这三课上考到了平均八十分，你还有多少的机会可以清空回收站，可以对自己进行碎片整理。绝大多数的人终其一生，也再不能将那些精神深处的垃圾打整干净了。
所以大学对于我和许多同龄人的重要性，首先意味着一场大扫除的可能。我在大一读完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和记不清谁写的一部《中国文化史》，基本上剔除了中学历史课的糟粕。接下来看剑桥中国史，整个人这才完全不一样了。大二读现代诗歌比较多，从戴望舒到台湾诗歌，再和八十年代的当代诗歌迎面相遇，把高中语文课本忘得干干净净。卢梭、尼采、萨特、韦伯和弗洛伊德，这些在中学闻所未闻的名字将我簇拥。相比之下，那些教科书又算得什么。所以大学里的"作弊"实在是家常便饭。四年间，绝大多数的课程，我听了一两回后，就不再去。我的大学是旷课旷出来的。当然，理科生不同。
我那些一生中比童年更加美好的日子，每一天的方式都是类似的。
感谢那些伟大的盗版者，让我在四年大学期间看了一千一百余部电影。其中七成是美国片，三成香港片，剩下的占一成。那些在小县城里看不到的电影，每一部都会让一个中学政治老师含恨而死。
夜里回到寝室，没人就点蜡烛看书（最痛恨大学的按时熄灯制度）。如果是夏天，需要反复到水房冲凉，干脆还偷跑出去喝啤酒。
所以虽然读过大学，我始终认为自己属于自学成才。
在这一切将要划上句号时，大四几乎一年时间的实习期，使"作弊"下的成长达到了高潮。
我在一家公有制的法院当书记员。那一年是我们寝室最为奢侈的日子。整整一年每个人抽的烟都是红塔山，每一天都有人有饭局。有一次和法官去金堂县办案，回来时我带回了一条红塔山，一个二百元的红包，还有一大筐金堂最著名的橘子，个个都有碗口大，空前绝后，我再也没有见过那么大的橘子了。开始不习惯，而实习三个月之后我的老毛病一犯，便再也没有去上过一天班。
实习结束前，我自己写好了鉴定。然后去那家法院，直接上五楼办公室，把该盖的章都给盖了。这个最大的一次"作弊"作得十分稀松。后来看见新闻说，有一家地方法院居然搞出假离婚判决书来。我想这有什么稀奇。
高考时我听父亲的话，打死也不填报师范院校。没想到最后还是充当了教育者。五年来，我自知育人不够，但始终记得父亲的话，以不毁人为宗旨。我现在做的事情，就是在大学校园里，希望帮助每一位杀出重围的中学生进行碎片整理，告诉他们那些曾经被毁掉或者从未在心中生根的价值。
我始终充满信心。从一个"作弊"者到一个教育者，我通过自己的努力证明了一件事，就是生在大粪中，你依然可以开出鲜花。
一朵学会思想的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