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说，读《出师表》不落泪者为不忠。这一句话，便剥夺了读书人的思想自由。

　　《出师表》作为中国文学的名篇，被历朝历代列入启蒙课本中，我们都被要求在没有丝毫判断能力的年龄背熟了《出师表》，按照老师教授的意思理解《出师表》。所以，很少有人细究《出师表》中一些微妙的东西。

　　《出师表》有丰富的含义，既是诸葛亮控制刘禅的手段之一，也是诸葛亮心声的流露；是诸葛亮面对蜀国政坛全体观众的一场表演，也是能从“字缝”中洞见其中潜台词的珍贵脚本。

　　《出师表》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是“先帝”。在全篇文章中，正文第一个词就是“先帝”，最前面几句话中，几乎句句都有“先帝”。诸葛亮把“先帝”挂在嘴边上，随时提醒刘禅，你老子说了：“汝与丞相从事，事之若父”。通过打这张万无一失的“先帝牌”，诸葛亮才能独揽蜀汉军政，“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

　　除“先帝”外，《出师表》中另外两个出现最多词是“宜”和“不宜”。“……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全然一副爸爸教训儿子的口气，看来诸葛亮“相父”当得确实理直气壮。

　　而最能体现诸葛亮大权独揽的还是这句话：“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如此霸道的言辞，何忠之有？恐怕连被人称为“奸佞”的曹操，都说不出这样露骨的话来？

　　诸葛亮反反复复地教育刘禅要“亲贤臣，远小人”。而且在《出师表》中列举了几位“贤臣”，如侍中、侍郎郭攸之、费依、董允等，以及将军向宠。这些人“忠心”与否暂且不论，但都是在整个三国史中名气不大，可见能力最多为中流。所谓“贤臣”，必须是德才兼备，按照这个标准，上面这些中资之才很难称为一流“贤臣”。但为什么诸葛亮要提这几个人呢？很难不令人怀疑诸葛亮不是在拢络亲信。

　　而诸葛亮不仅要刘禅“亲”这些人，甚至明目张目地要求刘禅听这些人的话。“侍中、侍郎郭攸之、费依、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得裨补阙漏，有所广益。” 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从《三中志》中了解这些人的底细：董允，本是刘禅身边的“太子舍人”、“洗马”出身，诸葛亮亲自提拔，成为嫡系，将其“迁为待中，领虎贲中郎将，统宿卫亲兵”，掌管御林军。向宠，诸葛亮“老同学”向朗的侄子（所以诸葛亮把作为“重点推荐对象”，不是与前面三位放在一起，而是单独拿出来称赞），当时也是“典宿卫兵”。让一个皇帝“事无大小”都要向由诸葛亮安插在身边的、掌握大内兵权的近臣们请示汇报，“悉以咨之”，听上去似乎已经不是我们大家熟悉的那个诸葛亮了，到是更象一位篡逆之臣。

　　而诸葛亮《出师表》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显然是配合第一次北伐所做的意识形态攻势。《出师表》作为“政府行文”、“红头文件”，肯定要将一系列政治信号传达给朝臣们。诸葛亮的北伐是顶着益州土著集团和刘璋东州集团的压力进行的，他要借《出师表》来告诉朝臣们，他已经控制了刘后主，不听他的是没有好结果的。

　　不过，诸葛亮的日子也并不好过，“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复之言，则责攸之、依、允等之咎，以彰其慢。”为了北伐，为了向政治上的对立面证面他有“讨贼兴复”的能力，诸葛亮不得不立下了“军令状”，而且郭攸之、费依、董允等也成了和他拴在一条线上的蚂蚱。爱诸葛亮的人，常常被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失败后“挥泪折马谡”、自贬三级而感激涕零。实际上，诸葛亮是已经立了“军令状”，是乘着南征的胜利，意气风发、满怀信心地去北伐的；是做了无数铺垫、虚张了无数声势而北伐的。北伐浅尝则败，最下不来台的是诸葛亮自己。而诸葛亮请罚的结果只是名义上贬为“右将军”，实际上还是“行丞相事，所总统如前。”

　　也许，换一个角度说，凡仁人志士，读《出师表》真的应该落泪。是为一个情愿守着一尊神像，而不敢正视自己历史的民族而落泪。